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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全能通才，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对象。其中，对其原生家庭的探寻也是众多研究进路之一。列奥纳多的父亲皮耶罗·达·芬奇（Piero da Vinci）是佛罗伦萨城邦的公证员，但他的生母并非其父的妻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列奥纳多生母身份的确凿记载，只有其祖父安东尼奥·达·芬奇（Antonio da Vinci）于列奥纳多出生当晚在家族备忘录里写下的一个名字——“卡特琳娜”（Caterina）。直到1839年，一份提及该女子婚配情况的档案浮出水面，她的身份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

　　2023年，卡罗·卫芥（Carlo Vecce）的新作《列奥纳多·达·芬奇之母——卡特琳娜的微笑》（Il sorriso di Cateri-na. La madre di Leonardo）面世，成为意大利学界试图揭开达·芬奇生母之谜的最新尝试。该作品并非狭义的学术专著，而是一部基于语文学研究发现的历史小说。2018年，卫芥在佛罗伦萨国立档案馆偶然读到了一份由公证员皮耶罗亲笔撰写的释奴文书，其中被释放的对象是一位来自高加索山区且与达·芬奇生母同名的女奴。基于这一发现，卫芥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文献搜索和考证，推断文书中被释放的女奴卡特琳娜与达·芬奇的生母卡特琳娜乃同一人，进而依据相关史料信息重构了这位女性的人生。

　　在这部历史小说中，作者不仅试图揭示列奥纳多·达·芬奇生母的身份并还原其人生经历，而且尝试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达·芬奇的艺术特质和哲学思想的来源，并以达·芬奇母子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强调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方文明元素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令人犹疑的是，鉴于目前关于达·芬奇生母身份的确凿信息极其有限，学界至今并没有就此问题达成任何共识。在该作品问世以前，已有至少四五位名叫“卡特琳娜”的女子被先后推定为达·芬奇的生母。卫芥此次展开的身份追溯，也只能算是提供了一种“具有相当大可能性”的最新推断，而非终极结论。事实上，许多英美学界的学者并不接受达·芬奇生母是东方女性的观点。卫芥新作中的主角究竟是“真身”还是“幻影”？假如他的推断在日后被证实为一种误解，那么他基于这一推断对达·芬奇的艺术、科学、哲学思想及整个欧洲文艺复兴历史进程所展开的阐释体系是否会随之坍塌？

　　在回答上述问题以前，有必要就另一个问题展开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追寻达·芬奇生母的身份？倘若这一研究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弄清达·芬奇生母具体姓甚名谁、补充一个尚待填充的信息空白，那么有价值的正解只可能有一个。值得反思的是，当多位学者前仆后继地尝试探寻达·芬奇生母身份的时候，他们想做的难道仅仅是填补一个关于某艺术家母亲身份信息的空白吗？事实上，针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不一定必须包括对其父母身份的深度探寻。那么，他们执着于追寻达·芬奇生母身份的动机何在？诚然，达·芬奇的非婚生子地位确实容易激发后人对其母亲的好奇与猜测，但更为重要的是，达·芬奇所彰显的相较于其所处时代的异质性特征很难从其父以及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中得到充分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达·芬奇生母的研究重点就不仅仅在于弄清她姓甚名谁、来自何处，而是在于探寻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有着怎样的兴趣爱好和人生以及她与达·芬奇父亲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达·芬奇日后的成长。由此，对达·芬奇生母身份的挖掘和阐释就成为开展达·芬奇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

　　毫无疑问，任何针对历史的严肃阐释都应基于确凿的史料而展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与完整的历史相比，留存至今的史料匮乏得如同沧海一粟。我们能够确凿知晓的，只是历史的碎片，而非历史本身。真正构成历史主体的，不是被我们“获取”和“传承”的文本和实物遗存，而恰恰是被我们“遗失”“遗忘”或“忽略”的部分。正因如此，历史学研究的使命不应满足于“捞取”史料碎片后将其束之高阁，而应基于确凿的史料碎片，尝试重构历史中那些可能永远无法被确切知晓的部分，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复原历史的全貌。在这一过程中，阐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展开阐释的过程亦是阐释者与作为被阐释对象的史料碎片之间建立对话关系的过程。尽管阐释的目的是让史料“说话”，但作为被阐释对象的史料本身并不能决定自身究竟向阐释者呈现何种结论。究其原因，每个阐释者都一定受制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夹带各种个人主观因素，以期从待阐释的史料中获取主观希望获取的回应。因此，不同的阐释者在各自与被阐释对象的对话中，得出“多个”而非“同一个”结论，也就成了一种合乎情理的现象。

　　回到达·芬奇生母的问题上来。既然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卡特琳娜”可以直接被确定为达·芬奇生母的唯一真身，那么不同学者的推断及以之为基础的多种阐释——哪怕是作为“误解”的阐释——也就都具备了各自的正当性。尽管每一种阐释可能都是不完整的，但不同学者通过对达·芬奇生母身份的追溯及对二人之间母子关系的重构，探讨达·芬奇创作和思考方式的源泉所在，这本身就促成了达·芬奇研究的不断完善和前行。至此，不妨再次审视卫芥关于达·芬奇生母身份的最新推断：若那位来自高加索山区的女奴果真与达·芬奇的生母身份重合，那么卫芥所阐释的东方文化对西方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显然是成立的；不过，即便这一推断存在偏差——来自高加索山区的卡特琳娜只是女奴，达·芬奇的生母另有其人——我们同样不可否认女奴卡特琳娜所承载的东方文明元素对欧洲文艺复兴起到的推动作用：她原本是来自高加索山区的贵族少女，后来在战争中沦为奴隶，在被多次倒手的过程中一路西行，跌跌撞撞却又无比幸运地先后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凭借自身具有东方特色的手工技艺在欧洲大陆上赢得赞赏，得以安身立命。尽管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卑微女子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想过要去推动所谓中西方文化交流，却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被裹挟进当时刚刚发端的全球化浪潮，成为一颗微不足道却真切存在的水滴，投入了历史洪流的奔涌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卫芥的推断是否确为“正解”，都不会对后续阐释构成困扰。即使他的推断在日后被证实为“误解”，也会因其本身所具备的创建性而成为理解历史、反思历史进而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关于这一点，德国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认为：“所谓真正的理解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非常乏味且危险的；因此误解必须被恢复为一种权力，也是追求幸福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这不意味着我们将陷入相对主义的旋涡，认为真相不存在或知识是完全相对的，而只是强调真相的存在方式有其“多面性”和“历史性”，而非只有一成不变的单一面向而已。即使阐释的过程足够严谨和周全，单个阐释的“有限性”也难以完整涵盖真相本身所具有的“多面性”和“历史性”。从共时的角度而言，同时期的每个单一阐释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都难以摆脱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造成的局限性，唯有将多个单一阐释综合考察，才有可能全面地观照真相的整体。从历时的角度而言，不同时期的单一阐释也只能呈现某一历史阶段的真相，唯有持续不断、循环渐进的阐释，才能呈现变化中的真相或真相的变化过程。正如顾彬所说：“不能完全地理解，并不算灾难，忘记了我们会习惯性缺乏理解，才是灾难。”在开展历史阐释的过程中，求得“正解”固然是理所应当的目标，但与史料对话的关键并不在于非黑即白的正误之辨，而在于阐释的多样性。此外，对话本身也应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循环过程。只有在没有终点的阐释循环中，史料才能持续地处于“自我言说”的状态，从而体现出恒久的“当下性”价值。